回不去，断不了

——两读贾平凹《高老庄》兼及中国乡土的普遍镜像

王守安

贾平凹先生的小说我读过不少，如《废都》《秦腔》《带灯》《高兴》《浮躁》《白夜》等作品，每一部都笔触厚重、意蕴深远，读罢令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但长久以来，尽管我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对于先生的著作我始终未曾评议：一是自觉才疏学浅，对大家的鸿篇巨著不敢妄加品评；二来这些作品虽打动我，却未真正触碰到内心深处的情感神经，无从下笔。唯这部《高老庄》，让我心底感触迸发，生出了要写点什么的冲动。

那是2019年，我赴陕西宝鸡指导企业非公党建工作，期间前往西安参加一项活动，机缘巧合之下偶遇作家贾平凹先生，有幸获赠他的新作《高老庄》。返回郑州途中，我便随手翻阅，一读便顿生莫名的亲切之感，此后连续数日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彼时初读，只觉书中的乡土烟火、人情世故都似曾相识，心底泛起浅浅的共鸣。时隔多年，我再次捧书细细品读第二遍，对作品的认知与感悟又深了一层，书中的故事脉络、人物性情、文化冲突与乡土风情，都让我产生了强烈到难以释怀的感同身受，于是终于有了这篇文字。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老庄》，以知识分子高子路携妻子西夏返乡，为父亲举办三周年祭典为线索，将陕南一个普通村落置于社会剧烈转型的时代浪潮之下，铺展开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个体命运与乡土根脉之间的深层纠缠。作品绝非简单书写陕南一隅的乡村故事，而是从时代变局、思想冲突、日常生存与复杂人性多个层面，深刻揭示出当代中国人一种共通的精神状态：故乡早已回不去，血脉与文化却又断不了，人始终在逃离与眷恋、清醒与沉沦之间摇摆不定。

书中释放的这份共鸣于我而言格外真切，小说所描绘的乡土世界，让我从中隐约看到了自己的故乡——一座坐落于豫北大平原上的古老村庄的影子。其故事肌理、人物性情、文化冲突、乡土风情、人情世故，都历历在目、似曾相识。它也让我不由想起曾经驻点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的豫西山区村镇，两地地域相隔甚远，地貌截然不同，却在精神气质、社会结构、人情习俗、新旧矛盾上高度雷同。这种跨越千里的相似性，令人深信：《高老庄》绝非只写一地之景，它是广大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与深刻缩影，如同一面无边无形的镜子，映射出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全貌：既有愚昧闭塞，也有坚韧质朴；既有保守固执，也有挣扎蜕变；既有温情脉脉，也有粗鄙现实。

一、时代性：城乡裂变下的乡土阵痛与时代症候

《高老庄》的时代性，在于它精准捕捉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在传统道德、经济结构、人情伦理全面松动、崩塌与重构的典型状态，这种状态并非个例，而是遍布中国广袤乡村的普遍现实。

小说讲到，高老庄人普遍身材矮小、体质孱弱，却又顽固自诩“血统最纯正的汉人”。这种身体上的“矮化”，不只是单纯的生理描写，更是封闭、保守、近亲式生存带来的文化退化与精神萎缩的深刻象征。村民们眼界狭小、观念陈旧，迷信风水、热衷流言，宗族规矩森严、男尊女卑的思想依旧主导着日常生活。高子路从城市回归故土，言语举止、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与村落格格不入；而西夏作为城市出身、身材高挑、性格直率的女性，秉持平等、尊重的现代观念，在高老庄人眼中近乎“异类”，她走路的姿态、说话的语气、对陈规旧俗的质疑态度，都被村民私下议论、指指点点，这一细节直观呈现出城乡文明在生活最细微处的尖锐对立。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浪潮已然涌入高老庄，冲破了乡村原本的平静秩序。蔡老黑依仗地方势力，争强好斗、抢占资源；王文龙以办厂、搞经营为手段，在村里树立新的权威。两人明争暗斗，牵扯出邻里恩怨、男女私情、土地与利益纠纷，过去那种靠人情、辈分、道德约束的朴素乡土秩序彻底瓦解，利益、权力、金钱重新定义了乡村人际关系。

这一切，在豫北平原的故乡小村、在豫西山区的扶贫点，都曾真实上演、高度雷同。传统农耕日渐式微，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庄日渐空心化，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成为乡村的主体；宗族观念、人情面子依旧根深蒂固，同时金钱逻辑又迅速渗透，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攀比成风，邻里之间为宅基地、田地边界、赡养老人、征地补偿争执不断，乡村里既留存着脉脉人情温暖，更充斥着现实的利益算计。这里早已不是文人笔下静态、封闭、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而是充满矛盾、躁动、迷茫与挣扎的真实场域。

高子路的态度极具时代代表性，他一方面看不惯乡村的愚昧、粗鄙与内斗，厌恶落后的习俗与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不敢、也不愿真正站出来改变现状，遇事退缩、和稀泥。他既打心底里看不起故土的落后，又离不开故土赋予他的身份与安全感；既想彻底成为融入城市的现代人，又在内心深处无法否认自己“本来就是高老庄人”。高子路绝非个例，而是一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在城乡夹缝中艰难生存，在时代转型中陷入失语，既不满过去的陈旧，又无力拥抱未来的变革，在观望、逃避、妥协中度过无尽的内心挣扎。贾平凹正是通过一个村庄、一次返乡、一群普通人的故事，写出了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期，乡土中国的失落、撕裂与无可挽回的变迁。

二、思想性：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高老庄》最突出的思想价值，是对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依附与逃离的深层反思，而这份反思，在我亲历的故乡生活与基层扶贫工作中，得到了最真切的印证，也让我对小说的思想内核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小说用极强的象征意味暗示：高老庄既是民族之“根”，又是压抑人性的“牢笼”。高老庄人固守旧理，歧视女性、轻视新知、热衷流言、敬畏鬼神，婚丧嫁娶讲究繁文缛节，人与人之间表面亲热和睦，实则互相提防、攀比、算计。村民们将身材矮小当作“正宗血统”，将保守固执当作“本分”，将愚昧无知当作“传统”，这种集体认知，正是贾平凹所要批判的传统文化中封闭、僵化、自我麻痹的糟粕一面。

西夏则是现代文明的鲜明标杆，她好奇、真诚、尊重事实，愿意倾听、观察、记录高老庄的风俗与石头文化；她不歧视底层村民，也不畏惧蔡老黑这类地方强势人物，敢于当面质疑不合理的习俗，敢于表达对村民陋习的不满，敢于维护自己和子路的人格尊严。可她越是清醒、正直、开明，就越显得与高老庄格格不入，很多时候，她秉持的现代文明道理，在乡村人情、地方势力、千年习俗面前毫无用处，甚至被村民当成“不懂事、瞎胡闹”。这一对比深刻说明，在积重难返的乡土糟粕面前，单纯的现代文明理念是多么苍白无力。

在我驻点扶贫的豫西山区，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同样触目惊心。一方面是千年沿袭的旧观念根深蒂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早婚陋习屡禁不止、迷信风水鬼神、极度轻视教育、遇事不靠法律靠宗族与“能人”摆平；另一方面是外界带来的现代意识逐渐渗透：法治观念、男女平等、教育改变命运、健康卫生习惯、婚姻自由等理念慢慢传入。二者碰撞，从来不是文明顺利取代愚昧的单向进程，而是反复拉锯、彼此妥协，很多人表面接受新事物，内心依旧固守旧思维；政策与项目进村入户容易，想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与习惯，却难如登天。

主人公高子路，更是集中承载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他的挣扎与矛盾，笔者感同身受。他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理性认知，清晰明白乡村的落后与愚昧；可一踏上故土，就不由自主被环境同化，说话变得油滑，遇事变得懦弱，处理与前妻菊娃的关系暧昧含糊，面对乡里纷争一味躲闪逃避。他明明已经与菊娃离婚，却因为愧疚、乡情、面子，始终拖泥带水，既让西夏痛苦不已，也让自己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

他身上最典型的矛盾，是无数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写照：嘴上不停批判乡土的落后，行为上却下意识顺从乡土逻辑；心里无比向往城市的文明自由，骨子里却摆脱不了小农式的自私与怯懦；想要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切割，又被血缘、人情、童年记忆牢牢拴住，无法脱身。贾平凹并没有简单否定传统，也没有盲目歌颂现代，而是写出了一个残酷又真实的真相：很多人看似身体走出了乡村，其实一辈子都走不出内心的“高老庄”。文化之根、成长记忆、思维惯性、情感软肋，共同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让人既想拼命逃离，又终究无处可逃。这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始终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状态，正是小说最深刻的思想内核。

三、生活性：烟火细节中的乡土真实，褪去诗意的生存本相

《高老庄》之所以厚重、耐读，能够跨越地域引发普遍共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品极强的生活性——贾平凹用大量琐碎、平实、甚至粗粝的日常细节，褪去了乡土文学的浪漫滤镜，还原了一个最真实、最接地气的乡村，而这些细节，与我记忆中的豫北古村、亲眼所见的豫西山区村镇，几乎完全重合。

小说通篇充满浓郁的乡土烟火气：父亲三周年祭礼上繁琐又庄重的丧葬仪式，亲戚邻里轮番上门吊唁、鞭炮响器、吃席劝酒，与我父母去世举办的周年祭礼仪式完全一样；村民们在村头街巷扎堆聊天，家长里短、谈事论非，与我所见所闻如出一辙；家中婆媳、妯娌、兄弟之间的日常口角与利益计较历历在目；田间地头、屋舍院落、乡间小路，到处都是粗糙、实在、略带粗鄙的生活气息。贾平凹细致描摹乡村的饮食、起居、方言、人情往来、男女相处方式，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刻意丑化，只是原原本本地记录生活本身，让乡土的真实模样跃然纸上。

这些场景，在我记忆中的豫北古村几乎随处可见。乡村的温情与粗鄙、厚道与算计、淳朴与势利，从来都是共生共存，没有纯粹的美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堪。

小说在人物刻画的日常细节上，更是极具说服力。高子路的前妻菊娃，勤劳、隐忍、能干，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应对乡里邻里，是最典型的传统乡村妇女。她与子路虽已离婚，却依旧留在高家生活，身份尴尬、处境艰难，内心有委屈、有怨恨，更有对生活的无奈与对孩子残存的情意。她不会讲大道理，所有的选择都从日子、孩子、生存出发，每一个举动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现实选择。在豫西山区的扶贫点，我见过无数个“菊娃”式的女性，她们吃苦耐劳、隐忍坚韧，承担着家庭最繁重的劳作，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默默承受，少有自我、少有话语权，一生围着家庭、田地、孩子、老人打转，她们善良坚韧，却也因环境封闭而愚昧顺从，既是乡土社会最坚实的支撑，也是旧习俗最深的受害者。

在此，不得不提及小说中另一位被忽视却极具代表性的女性——苏红。苏红是高老庄中“非典型”的乡村女性，她既异于菊娃的隐忍顺从，也区别于西夏的外来者视角，生于斯、长于斯，却始终怀揣着挣脱乡土桎梏的渴望。她容貌秀丽、心思活络，不甘被村庄的陈规旧俗所捆绑，力图通过婚姻联结、外界借力等方式，挣脱这片封闭土地的束缚。她与蔡老黑的纠葛，绝非单纯的男女私情，更多是底层女性试图借助地方势力改变自身命运的无奈挣扎；她对高子路的亲近，既有对知识分子的敬仰，更藏着对城市文明与未知生活的向往。苏红的命运，精准折射出转型时期乡村青年女性的集体困境：她们清醒洞察乡土的局限，却缺乏彻底逃离的能力与底气；她们渴望突破命运的枷锁，却往往在现实的拉扯与利益的博弈中，最终沦为乡土秩序的牺牲品。贾平凹对苏红的刻画极为克制，未刻意美化其挣扎，也未苛责其“不本分”，只是以写实笔触，客观呈现出一个乡村女性在时代浪潮中，既不甘沉沦又无力突围的真实处境——她并非完美的反抗者，却是乡土转型进程中最鲜活的“边缘人”，其命运既是无数乡村青年女性的缩影，也让小说的乡土书写更具厚度与温度。

高老庄的普通村民，既不是道德高尚的淳朴农民，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是最真实的普通人。会为一点小利斤斤计较，会背后说人长短，会盲从势力、欺软怕硬，也会在关键时刻念及乡情、同情弱者。他们每天关心的是庄稼收成、家长里短、脸面生计、人情往来，构成了乡土社会最真实的基本面。这种极强的生活性，彻底打破了很多文人笔下“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幻想，贾平凹用文字直白道出：乡村从来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琐碎、矛盾、痛苦、挣扎的真实人间，人们在粗粝的生活里艰难求生，在有限的认知里理解世界，在陈旧的习俗中重复着一代又一代的命运。正是这些大量扎实、具体、有温度的生活细节，让小说的时代批判、思想反思都有了坚实的生活根基，而非空洞的理念说教。

四、人性：复杂多面的深层书写，在善恶之间看见真实的人

《高老庄》能够直击人心，跨越时间与地域引发共鸣，还在于它对人性的刻画，彻底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分法，用大量细腻的细节展现出人性的矛盾、暧昧、幽暗与柔软，而这样复杂的人性，在豫北故乡、豫西山区的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能找到影子。

高子路是人性复杂的集中体现，他有良知、有教养，有对家人的责任感，也有对弱者的同情；但同时又自私、懦弱、虚荣、优柔寡断。他对西夏有爱情、有依赖、有愧疚，却始终处理不好与前妻菊娃的关系；他厌恶高老庄的愚昧闭塞，却又享受乡邻对他“大学教授”身份的恭维；他明明知道很多事情不合理、不道德，却不敢坚持原则，习惯妥协自保，是一个立体又真实的矛盾个体。

西夏同样不是完美的现代文明符号，她善良、正直、开明、勇敢，但身上也带有城市人不自觉的优越感，有时会以“文明人”的姿态俯视乡村，她能理解高老庄的种种，却很难真正融入这片土地，她的善意与批判，在村民眼中有时只是外来者的轻率与不懂变通。

蔡老黑看似蛮横霸道、好勇斗狠，是乡村里的“刺头”和强势人物，但他对乡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自己认可的人讲情义，有底层人最直接的爱恨，也有被生活挤压出来的粗野与现实，他不是单纯的反面角色，而是乡村秩序崩塌后，野蛮生长出来的典型人物。

苏红的人性复杂性，更集中体现在其内在的“摇摆”与本真。她既有不甘平庸的野心，亦有底层女性的脆弱与无助；既有投机取巧的精明，亦有对真诚情感的本能渴望；既想借助他人力量实现逃离，又在关键时刻坚守着内心的一丝底线。她不似菊娃那般逆来顺受，也不似西夏那般自带现代文明的光环，其身上的善与恶、美与丑始终交织共生——为摆脱困境，她可周旋于不同男性之间，却也会在目睹菊娃的窘迫处境时心生怜悯；她迫切渴望逃离高老庄，却在真正拥有离开的机会时，被乡土的人情羁绊与心底的眷恋所牵绊。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让苏红摆脱了扁平人物的局限，成为小说中极具人性张力的角色，更印证了贾平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在乡土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无人是绝对的善者或恶者，每个人都在生存压力与欲望拉扯中，展露着最本真的人性模样。

无论是豫北故乡的邻里乡亲，还是豫西山区的村民，这样复杂多面的人物随处可见：有精明算计、一心钻营的乡村能人，有耿直倔强、敢说敢骂的朴实汉子，有善良软弱、忍辱负重的留守妇女，有见识不多、却极重脸面与辈分的老人。人性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微、勇敢与懦弱，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人是环境的产物，封闭、落后、压抑的乡村环境会扭曲人性，而利益冲突、文化冲突、生存压力，又会把人性中最真实、最隐秘的一面逼出来。

贾平凹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审判任何人，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写实笔触，客观呈现人性在乡土与现代、传统与欲望之间的挣扎、妥协与扭曲。这种对人性的冷静洞察，让《高老庄》超越了一般乡土小说的局限，具有了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普遍人性深度，也让每一个读过的人，都能在书中看到身边人的影子，甚至看到自己。

综上所述，《高老庄》实则是一面映照中国农村的无边之镜。高子路的返乡与逃离，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核心精神结构：身体可以回到故乡，精神却早已回不去；理智上想要斩断过往，情感与文化上又根本断不了。这份纠结与无奈，是无数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中国人，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

笔者以为，《高老庄》不只是一部书写陕南乡村的小说，它是豫北大平原的古老村落，是豫西深处的山区村镇，是无数个正在经历时代巨变的中国乡村的缩影。它写出了中国乡村共有的乡土基因、共有的文化困境、共有的人情冷暖、共有的时代阵痛，也写出了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乡土情结。

贾平凹以高老庄为缩影，写出了时代转型的阵痛、传统与现代的深刻矛盾、烟火人间的生存本相，以及人性深处的矛盾与幽暗。小说没有提供轻松的答案，没有给出光明的出路，而是把一个时代、一群人、一种灵魂困境真实地摆在读者面前，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在社会高速变化的今天，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又将往何处去？

正是这份对时代、对思想、对生活、对人性的全方位叩问，加之它超越地域、直指中国乡土本质的真实力量，让《高老庄》如一面无边无形的镜子，映照出当下中国农村的一切，成为一部直面现实、拷问灵魂、具有长久思想与艺术力量的作品。而我两次品读的感悟，从浅浅共鸣到深刻共情，从无从下笔到落笔千言，也正是对这部作品最真诚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