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柏仁刘二伟董振民王红权

大营村口 董振民摄

一、引言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大营村是很值得研究的。

大营村很神秘，不仅地理位置重要，人口也多。2025年底，仅村民就有9752人，56个村民组，集体经济总收入680万元。

在计划经济时代，大营村创造了很多奇迹，是很多人羡慕和向往的地方。它是三门峡地区百年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也是研究三门峡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村落之一。

20年前我们就关注过这里，10年前就有采访它的愿望和冲动，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2025年夏天，我们和该村已故的老支书陈启生先生的后人再次说起此事，同年9月，我又和大营村的同学王志平先生交流过，他向村干部传递了我们想深入采访的信息。2026年3月24日上午，我们给三门峡市陕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清平先生发信息，想把大营村近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的演变及发展历程写出来。在他的协调下，终于走进了大营村。

2026年6月17日上午，尚柏仁、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的刘二伟老师在陕州区大营镇党委副书记卢纯青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大营村委，与村支书杜军龙、村干部蔡高举等人进行了探讨，沟通了有关采访事项。6月24日，村干部蔡高举领着我们在酷暑中参观了大营村的基础设施，周恩来总理视察纪念馆，胜利水库旧址，民国时期陇海铁路大营站保留的售票房遗址，大营村的文化活动室、体育中心、大剧场、图书馆、幼儿园、重修后的老寨墙，参观了村容村貌和商业一条街。这一天，陕州区蒲剧团正在村里演出，剧院广场上千名村民不惧炎热在认真观看。

村民在大营剧场看戏 董振民摄

参观后大营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在改变，乡村已不再是贫穷的象征。人生最终要选择一个能让自己身心愉悦、安顿灵魂、实现价值的地方，这地方可以是城市，也可以是乡村。而眼下大营村的建设正是围绕着让人们能幸福生活，能实现年轻人创业梦想，能让老年人宜居养老的功能进行着……

大营村的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地下水资源丰富，打机井便利，又北依黄河，新老陇海铁路临村而过，相邻的温塘村自古就以温泉著称。这些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使他们在大集体时代的玉米、小麦、大豆高产，尤其棉花种植成效十分突出。大营村还是大营镇的所在地，后来陕县县城迁到村附近，市里又设置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大营村再次受惠于行政区划。后来310国道改线，连霍高速、郑西高铁建成，村里交通便捷。再加上陈启生等老一辈创业者打下的基础，近三十年的土地红利，大营村可谓海阔天空，日新月异。

除上述因素外，大营村村民最受益的还是已有数十年的崤函大地上规模较大的乡村集市，村民们在集市上不出村就能获取市场信息，就能就地进行商品交易，并能围绕集市搞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手工业。因此，大营麻花手工作坊、馒头店、饭店、民宿等遍地开花。村民很早就养成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这些观念的形成均与这个传统集市有关。正是这个轰轰烈烈的集市，使村民早早就富裕了，村里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转化、挣钱，农耕文明、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保护和发展。村民富了，村办企业全面发展，村集体原始积累早早完成。集体收入多了，村政和社会公益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村民能看到希望，村集体能靠得住，干部吃得香，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形成了发展的良性循环……

之后，我们先后走访了近百名在陕县和大营乡（镇）工作过的老同志，多次召开了不同群体的座谈会。7月8日在孟忠玉老先生的陪同下又专题采访了秦仙绸女士和刘和平先生……

二、大营村村名演变与建制沿革

古时的大营村是一个有天险、有雄关、有青山、有大河的地方。

大营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原陕县）西部，地处豫秦晋咽喉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出兵伐魏、刘邦进关讨楚，在此筑出“秦汉驰道”，俗称“南官路”；三国时曹操西征，又在北岸高地开掘“曹魏古道”，人称“北官路”。这条贯通洛阳、长安两京的大道，因有大营村域的湖水可供兵马饮用，成为长期驻设的军营兵站，南道设南营堂，北道设北营堂。其村落从先民傍湖渔猎、历代屯军扎营，逐步演变为现代城镇式乡村。

（一）村名演变

大营村域在原始洪荒时期曾是三门湖最深处。相传大禹疏水后，该地因低洼成湖，商周时湖面缩小称“西湖”。唐代时，西湖淤缩为池，池畔鹅鸭游漾，军民屯田联欢。宋代石佛龛有“刘村”记载，元代古墓砖刻有“鹅鸭池村”字样，为大营村雏形。

明洪武元年（1368年）置弘农卫，洪武七年（1374年）定军屯之制。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李华六、刘俊卿等以军功留守驻屯鹅鸭池，改村名为“鹅鸭池屯”。隆庆三年（1569年），鹅鸭池屯属河南府陕州西五原社所辖。至崇祯三年（1629年），村名改称“大营”。

（二）建制沿革

大营在禹贡时期属豫州，周时为虢国辖地，战国属魏后属韩。秦属三川郡陕县，汉属弘农郡陕县。后魏为陕州地，隋大业初属弘农温汤。唐宋时期，今村之南原有村落称“刘村”，与周边村落同属陕州陕县曲泉乡。元代属陕县黄河乡。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改村名为“鹅鸭池”。

村民大多数为历代移民，来自全国7省40多个地市县，还有阮姓来自越南，各地百业相汇，能人辈出，经济富裕，文化先进。

明代初期，大营村仅是二十余户、百余人的小聚落。清代康乾盛世，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年间已达309户、近三千人。然而，近代以来的天灾人祸给村庄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清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与民国十八年的大旱，致使“十室仅存一二”，人口锐减。

1949年后，大营村迎来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1957年与1962年出现了两次人口增长峰值，自然增长率一度高达62%。截至2005年，全村实有人口已达8621人，是1949年的两倍有余，是陕州区名副其实的“第一人口大村”。

大营村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显著的“移民融合”特征。截至2004年统计，村内共有143个姓氏。其中，刘、李、秦、吕、蔡、孟、阮、赵等17姓为世居老户，其余126姓均为清末以后陆续迁入。

这种多元的姓氏结构源于大营特殊的军事与交通地位。

许多大姓源于明代军屯。如刘姓始祖刘俊卿来自安徽蒙城，李姓始祖李华六来自安徽芜湖，张姓始祖张政随朱元璋征战至此。这些军户后裔构成了大营村的宗族底色。最为传奇的是阮姓，其始祖阮固于明宣德年间调任弘农卫指挥佥事，原籍竟是交趾（今越南）。这一支脉在中原大地繁衍生息二十余世，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活化石。

清末民初的多次迁徙中，来自河南周边县市（如灵宝、孟津、鄢陵等）以及山西洪洞的移民大量涌入，填补了战乱造成的人口真空。

这种“五方杂处、百姓共和”的人口结构，打破了传统乡村单一宗族的封闭性，造就了大营村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也为后来百业兴旺、人才辈出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民国之前，大营村的文化古迹颇多，这些遗址遗存为后来大营文化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营村所处的城郊、后来的城中村位置也没能躲过近几十年的大拆大建。如今这些遗迹已不复存在，唯有民国时期的大营火车站的旧址尚有几处残墙。

现存于陕州区文化馆院内的大营村石佛龛，1956年就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明代天顺七年（1463年）创建于大营村南门的五龙行宫庙宇，曾占地十亩。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大营村西北寨门的关帝庙，1944年被日军拆毁。康熙十四年村民刘兰为官时，皇帝对其家属的赠封加盖着“康熙之宝”红色大印的圣旨，为刘金声的后人珍藏。清代村民李大猷所存的内容有张芝、钟繇、王导、桓温、谢安、李世民、王羲之等人的书法笔迹法帖，其后人献给了村委会。村里还有乾隆时期书法家李大猷的遗物“砚台”。

大营村重修后的寨墙 董振民摄

村民告诉我们：民国时村里尚有寺庙20余处，其中马王庙就8处。而今村里尚能找到“进士第”、“浩气凌云”等古匾牌多块，村里还存有玄帝庙碑、五龙庙碑、魁星楼碑、创建西卫寨碑、修寨墙水道碑、创建老君庙碑、重修史公碑等十余通。至今村民还存有民国前李姓、秦姓、蔡姓、孟姓、陈姓、王姓的部分家谱。村老街东泊池南侧李家寨门前高9.65米、胸围4.65米的“风水树”明代古槐也在上世纪90年代被扩见街道时毁掉……

目前，存留下来的大营火车站部分建筑物，仍见证着百年来大营村位置的重要。

大营火车站售票房旧址 董振民摄

大营火车站的确切建站时间，历史文献中存在不同说法，但经多方史料考证，其实际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时间应为1931年下半年。

1926年，原陇海铁路由陕州向西延伸，途经大营村北。1927年铁路修至灵宝，但当时仅作为过境线路，并未在大营设立车站。

1929年10月15日《申报》“陇海路洛灵间交通忽中断”一文，在记录陇海西路站点时，只列有温堂（即温塘）、新店，未见大营车站。1931年6月的《陇海铁路工作报告》“添筑大营运车站”一文记载：“陕灵段内，原设温塘、新店两站。中间经过村镇，客货皆甚稀少。惟大营居两站之间，为大宗棉花集中输出地。故自该段收归营业局管理后，即计划添建大营车站，同时将温塘、新店两站废止。现已在站加钉停车道，先安设临时办公木房，等地皮购买妥当后，即可着手建筑。”

1931年10月6日《申报》记载，“由灵宝至陕州客货车每日开行，第二十次”，客货车时刻表中已明确列出大营车站的停靠时间。这标志着大营火车站于1931年7月至10月间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

大营火车站存续了约31年。1957年时，陇海铁路仍沿黄河老线运行，大营站为沿线站点之一。1958年，随着三门峡大坝动工，陇海铁路南迁复线工程启动。1960年，因大坝建成蓄水，原线路无法继续使用，大营车站正式废止。国家将铁路南移2.5公里并铺设复线，新建车站命名为“三门峡西站”（于1962年完工启用），并配套建设了工务段、机务段等附属设施。

周总理视察大营 拍摄于大营村周总理视察纪念馆

1958年4月2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的专列驶进大营火车站。周总理在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秘书长习仲勋等人的陪同下在此下车，步行视察了大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棉田、麦田、水库工地等地，并为正在修建的水库题名为“胜利水库”。这次视察为大营村和大营火车站留下了宝贵的红色历史印记。为纪念此次视察，大营村群众于1977年捐资投工兴建了“周总理视察纪念馆”，现已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大营火车站原址位于大营村教会与净土园之间（大营村教堂西侧田地），虽主体建筑已被拆除，但仍有部分遗迹可寻：

现存东侧一间红瓦残房。前几年，在站房东南侧存有一座半坍塌的土坯房（原机要室），其地下防空洞保存完好。

在站房北侧（现花椒田地中），半埋半现着一段东西走向、长约100余米的石条台基，即为原车站站台。

三、大营村名人辈出

大营村的历史上，曾出过进士。李大猷（1777年中举，1793年中进士），字敬典，号徽庵，是清代大营村走出的杰出文士与清廉官员。在担任湖北省汉川县知县期间，当地突遭特大水灾。李大猷心系百姓，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赈济灾民，使无数饥民得以存活。汉川百姓感念其恩德，特地在衙门前竖立石碑，上刻“德符文命”四个大字。李大猷一生致力于文教，生前曾著有《千字文》供初学者攻读，其短文《劝学歌》与《教孝堂记》流传至今。他在书法艺术上也造诣颇深，当年修建“魁星楼”的碑文，便是由他亲自撰写并书丹。

近100年来，大营村涌现出很多名人，其中革命烈士6人：吕靠全、高福海、刘克功、赵录银、聂纪书、吕登台；有工程师以上职称的70余人；有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多人：

赵春印，1957年11月上旬列席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月下旬到北京参加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召开的全国化肥会议。蔡自迁，三次荣获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殊荣。刘卫森，被河南省人事厅、民政厅评为全省“城乡基层先进建设先进个人”，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民兵干部标兵”称号。陈玉顺，三次荣获国家农民体育积极分子和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刘汉兰，1999年4月被评为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吕长华，200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卢仙菊，2005年被司法部授予“模范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姚忍宁，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刘晓满，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

大营村的这方热土成就了他们，他们的功业也让大营村为之骄傲。蔡迈轮、陈启生、刘安璋、秦军校、刘和平、秦仙绸……则是众多英雄群谱中的杰出代表。

百年岁月流转，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塬上，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人物书写着历史的宏大叙事，他们中有：在烽火连天中点燃革命星火、为豫西大地带来黎明曙光的先行者、从乡村夜校到豫西烽火的革命引路人蔡迈轮；扎根泥土、带领乡亲在贫瘠中蹚出丰收之路的实干家、心中装着百姓的农业带头人陈启生；在岁月更迭中默默守护乡土文脉的“老黄牛”刘安璋；用光影铭刻乡愁的民俗守望者秦军校；让大营麻花香飘海内的非遗传承人刘和平；亦有将民间技艺推向时代潮头、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敲响时代强音的陕州锣鼓书传承人秦仙绸……

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呼唤，将个人的命运与村庄的兴衰紧紧相连。

出生在大营村的蔡迈轮，是豫西地区重要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和抗日根据地开辟者。他是三门峡党史上一位重要的、绕不开的历史人物。

（一）豫西的革命引路人蔡迈轮

蔡迈轮

在豫西地区，尤其在解放初期，蔡迈轮的知名度很高。蔡迈轮（1915—1983），又名蔡恒俊、高夏。自幼勤奋好学，读完小学、中学后，于1935年就读于北平大学。1936年，他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任小组长。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蔡迈轮返回家乡。1938年3月，由中共灵宝县委书记张俊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地下党张汴支部书记、陕县县委书记、新安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郑州市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南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副主任，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等职务。1983年4月3日，蔡迈轮在郑州病逝，享年68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蔡迈轮返回家乡，与杨静峰、宁兆义等联络进步学生，建立抗日救援会，并在村里成立抗日救国分会，创办读书室和“新文字识字班”夜校。1938年2月，他代理陕县二区完小校长，将学校迁至张汴岳庙，创办岳庙小学，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年5月建立中共张汴岳庙小学支部并担任书记。为办学和建立图书馆，他背着父亲将家里的250公斤棉花卖掉换取经费，积极组织师生阅读进步书刊，出壁报、画漫画、组织文艺表演，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他还在张汴、曲村、刘寺、窑底、庙后等村创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蔡迈轮的革命行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同年9月，第十一行政督察区专员欧阳珍以“资格不合”为由免去其校长职务。他被迫离开岳庙学校回到大营村，但仍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联系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内倾向抗日的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年9月，中共豫西特委批准建立中共陕县县委，蔡迈轮出任首任县委书记，同时建立中共大营支部（刘纪章任首任支部书记）。同年11月，刘少奇从延安赴中原前线途经渑池县，在八路军兵站召开会议，蔡迈轮参加了此次会议。

1939年3月，因身份暴露，蔡迈轮调任宜阳县地下党宣传委员，不久又调任新安县县委书记并担任地委委员，公开身份仍是教书。1941年6月，他奉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11月，蔡迈轮随南下豫西的八路军部队从延安返回河南，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3月，他到达陕县，先后在李村、观音堂、张茅开展地下工作，并在李村区王彦村建立陕县抗日民主政府（当时对外称副县长，县委书记身份不公开）。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一面建立政权，一面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王彦事变”中，县政府被叛匪包围，蔡迈轮带领部分人员冲出重围，保存了革命实力。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向豫西解放区进犯，他奉命和县委机关撤到黄河北济源县休整。

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蔡迈轮随陈赓兵团从平陆茅津渡河进入陕县，在宜村建立陕县民主政府并任县委书记。不久，民主政府转移到观音堂段岩村，组织发动县东农民建立农会，发动观音堂煤矿工人成立工会，建立政权并开展反霸斗争。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撤离豫西，国民党胡宗南、马鸿逵部相继东进，地方土霸势力乘机猖獗。蔡迈轮组织工农武装，在李村、宫前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斗争达一年之久。这支革命武装在蔡迈轮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密切配合陕州军分区五十团，组织大小战斗几十次。在杜家战斗中，以300人战胜国民党地方团队数千人；在位村战斗中，歼敌200人，生俘140人，缴获大批弹药，活捉匪首史醒民；在坡头战斗中，全歼敌人百余人，活捉匪首朱景武。蔡迈轮为肃清陕县境内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彻底解放陕县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春，蔡迈轮任中共陕州地委宣传部长。下半年，他在陕洛重点区剿匪指挥部主抓政治攻势宣传，负责编辑出版《剿匪导报》。1950年2月，蔡迈轮调任中共郑州市委工作，先后担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和党校校长等职。土地改革前夕，他写信给大营村农会，动员家庭献出金砖12块、金条32根、银元元宝59公斤。

1954年，蔡迈轮调任河南省民政厅副厅长。妥善解决了黄河两岸群众争抢黄河滩地事件，拟订了《黄河滩地处理办法》并由省政府颁布施行。1956年，他调任省人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将机关附近荒芜脏乱的地方修建成环境优美、有山有水的紫荆山公园。1959年，为方便省直机关千余人的生活，他建议把大食堂分为几个小食堂，为此被戴上“右倾”帽子。1961年，他受省委委派到豫西检查工作，发现新安县搞“反瞒产风”在群众中挤粮。他深入社队调查，发现群众普遍缺粮而非瞒产，于是不顾政治风险，如实向省委报告，制止了该县的“反瞒产风”，并为群众发放了救济粮款。

1967年，蔡迈轮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1968年，被下放到湘、粤、桂边境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5月，被安排到广东人民出版社任副主任。1973年秋，调回河南省任省民政厅副厅长，后任厅长、党组书记。1982年，蔡迈轮身患癌症，但仍坚持工作，随同省灾情汇报团赴中央汇报，在北京停留18天。

蔡迈轮一生著述丰富：《黎明前的日记》、《行军日记》、《剿匪反霸斗争记实》、《自传》等，共计30余万字，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心中只有百姓的农业带头人——陈启生

陈启生

陈启生（1928—1983），出生于贫农家庭。小学毕业后即在家务农，曾先后在孟家桥、张家湾等村为地主扛长工。1952年，他与赵春印等13户农民积极参加农业互助组。1953年，担任农业互助组组长。后互助组增至36户，转为“红星初级合作社”，陈启生担任副社长。195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大营乡政府委员和公安员。1956年元月，任大营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被选为大营乡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省党代会代表。

1958年8月～1983年5月，任大营公社副社长、大营大队党总支书记、大营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中共陕县委员会委员。曾当选为河南省第五届、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陕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中共陕县第四届党代会代表、河南省第四届党代会代表。曾多次出席县、地、省和全国农业先-表大会，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特等劳模光荣称号。他为改变大营农业生产条件和推动陕县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启生对农业生产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1956年至1957年，为提升棉花产量，他带领群众狠抓整地、施肥、改良土壤，种试验田，推广棉花整枝、打杈、治虫等先进管理技术，使棉花亩产由1955年的51斤增加到1956年的90斤，大营村成为全省农业战线的“八面红旗”之一。1957年2月，他出席了全国首届爱国丰产劳模会。1958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大营视察。周总理对大营的工作给予赞扬，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带领干部，好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发展农业机械，改变生产条件。”此后，陈启生带领全村干群辛勤劳动，创造了棉花亩产174斤（87公斤）的纪录。同年12月，他出席全国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期间应邀到周总理家做客。1959年10月1日，他应国务院邀请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大典。

陈启生（右）和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1966年至1976年间，尽管受到冲击和批判，陈启生仍带领干部社员积极兴建水利，改造村域环境。1967年，在村北农田打成了第一眼机井，开创了利用地下水的新局面。到1982年，全大队机电井发展到103眼，修建了胜利渠、“八一”渡槽，浆砌硬化渠道23400米，建提灌站2处，发展喷灌机38部，平整土地8000余亩，水浇地发展到9400亩，人均1亩多，使大营村的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启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大营大队粮食总产达到612万斤，亩产1225斤；棉花总产回升到99.8万斤，亩产115斤。全年农业总产值达296万元，公共积累650万元，社员集体储备粮142万斤，人均年收入267元，大队工副业年总产值达120万元。

同时，他积极带领群众建设新农村，全村兴建新型住宅1900间，建教学楼、大队办公楼各1幢，容量850万斤的粮仓1座，并修建了群众俱乐部、影剧院、图书馆、游艺室等公共设施。他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带领群众开展各种民间文艺活动，1981年12月，大营俱乐部荣获文化部授予的“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陈启生几十年如一日，为改变农村面貌、振兴农村经济奋发图强。他刻苦自学，曾在省级报刊发表10多篇有关农业生产的论文和散文。终因积劳成疾，于1983年5月7日病逝，终年55岁。

7月5日，我们慕名集中采访了老书记陈启生的子女。

提起父亲，他们依旧满怀深情，眼含热泪……

在他们眼中，父亲是严厉的，他始终把慈祥和对儿女的爱贯穿于严格要求中。他对子女说：门，大人可以给你找；路，必须你们自己走。他常剪下报纸上的好东西留给子女们学习。他们深情地告诉我们，父亲是工作狂，他的一生都在拼命地工作，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想着村里的事。

父亲是无私的。手里握着重权，却不动公家的一砖一木。房子盖不起，机床厂的领导看不下去，便将厂里的废炉渣拉给他盖房封顶。他去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会，带着5个自家蒸的馒头，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下车后用自带的馍泡着饭店的汤喝。他对委屈的大女儿说，我能推荐你上工农兵大学，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全村人都在看着我。他把妻子送进手术室后，紧接着就到村里工作。离世前，他面对前去看望他的洛阳地委书记、陕县县委书记、大营乡党委书记，告诉孩子们一定要还上欠下村里的800元钱……

父亲执着，严格要求自己。他至死都牢记着总理视察大营棉田时说的话：小陈啊，要把生产搞上去，要带头吃苦，你是搞农业的，你必须懂农业。村里打井遇到麻烦，他冒着缺氧风险下到井底查看情况。村里推广沼气，他在自家试验，自己先受损，成功了才让群众用。他出工前总爱把一天要干的事记在手上、纸上，深夜回到家里又要在油灯下记下一天所干完的事情。

他是大营村的一张名片。3岁丧母，14岁失父，扛长工打短工，从小受磨难，他的叔父收养了他。他感谢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少年的贫困生活使他对解放后的一切感到满足。他说，在周总理家里吃过饭，总理是大官还那么平易近人，我们有什么资格摆谱骄傲？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行教育，成就了他一生的自觉。

他是累死的，不能按时吃饭，热一顿冷一顿，饥一顿饱一顿，忙碌操劳中累坏了身体……

采访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党的一个基层干部去世40多年了，村民们还始终记着他，采访中人们常提起他，讲他的故事。

“以村为家，为民着想”是他让后人不能忘却的密码。

时代需要这样的干部，社会在呼唤这种精神。

陈启生是优秀共产党员，是杰出的基层干部。他务实，讲话从不拿稿。他一生干的是人民需要的事情，他要的是不给组织上抹黑，追求的是死后不让人骂，他终生都在维护共产党员的好名声……

（三）守望陕州文脉的“老黄牛”刘安璋

刘安璋生前工作照

刘安璋（1940—2013），河南陕县大营村人。1958年到村工作，先后任大队俱乐部秘书、副主任、团总支书记等职。1972年调县，先后在县豫剧团、文化馆、文教局工作。1984年后，历任县文化局局长、党总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教委主任党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主任、《陕州报》主编、《三门峡文化报》副主编、市群众文学会副会长等职。陕县五、六、七次党代会代表，五、六、七届县委委员，六、七、八届人大代表。1989年当选为市党代会代表。2001年退休后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第二届《陕县志》主编。2005年任《大营村志》（重修版）主编。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营人，刘安璋亲历了这片古老土地的沧桑巨变，以毕生心血守护并传承了陕州大地的文化根脉。早年积极从事业余文艺创作，40多年来，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剧本、散文、诗歌及通讯报道等文章达200余篇，曾出版《崤陵芳华》《甘棠揽胜》《金秋甘棠》《金色之秋》等作品专集。在任文化局长期间，他领导完成出版了《陕县文化志》《陕县戏曲志》等6部专志，并积极辅导培养全县业余创作人员。

刘安璋不仅是文化的守护者，更是群众的贴心人。这位一生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崤函大地上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最美基层文化人：

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为培养提携青年作者与文化骨干甘为人梯，被三门峡文化界尊为老黄牛的焦裕禄式干部；

作为文化局长，他骑着自行车走遍全县乡镇，创办了17个乡镇文化站、200余个农村俱乐部和文化室，组建过114个业余剧团，在陕州区实现了村村挂银幕；

作为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文化学者，他为《大营村志》《陕县戏曲志》《陕县县志》《三门峡慈善志》等志书的编纂做出巨大贡献，对挽救陕州剪纸、振兴陕州锣鼓书、推动大营村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他退休后仍为三门峡的文化事业发挥余热，身患癌症时仍不离岗，病疼中依旧执着坚守在文化阵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病床上为求教的农民修改稿书，这位全国文化战线的劳动模范去世后仍被人们铭记着……

刘安璋已是大营村重要的文化名片。根据他的原型拍摄的电影《黄河源》已经完成，审批结束，即将在全国上映。

（四）用光影铭刻乡愁的民俗守望者秦军校

秦军校

在三门峡的摄影界和出版界，秦军校的名字响当当。这位从大营村走出来的知名纪实摄影家，是大营人引为自豪的文化名人。秦军校先生的孝行，心怀故土的赤子情怀，对家乡文化新人的支持与关怀，为人谦和务实的品德，以实力斩获的头衔名誉……不仅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民俗摄影者的楷模。

秦军校先生自1983年在《工人日报》发表首幅摄影作品后，一发不可收拾。40多年来，他深耕人文纪实，走遍大江南北，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先后推出了《婚俗与丧俗》《红白喜事》《终结小脚一一中国妇女缠足考》《地坑窑院一一中国人最后的穴居式民居》《记忆乡愁一一行走湘南古村落》《深圳围.深圳村》等乡土纪实与民俗专著，先后得到了作家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冯骥才、摄影评论家上海师大教授林路、视觉评论员评论家巩志明、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摄影家理论家作家李江树、摄影家兼理论家原陕西摄协主席胡武功、原中国美术研究院博导学者翟墨、原河南作协主席作家张宇、同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副所长王伟强、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夏铸九、南方周末图片总监影像评论家李楠、法国《解放报》图片编辑等业内行家的高度赞扬。

秦军校先生是1985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北京摄影函授学院首批学员，是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会长、博学会士、专家库高级讲师，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纪实新闻摄影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助理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深圳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澳门两岸四地摄影协会主席，湖南科技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图书出版社社长，港深珠澳摄影联盟主席，《港深珠澳摄影报》总编辑。2006年荣获“中国摄影50年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称号，2008年获“广东摄影50年突出贡献摄影家”称号，2018年获“广东摄影60年突出贡献奖”称号。他的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河南博物院、辽宁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深圳华.美书馆、北京龙影廊、湖南东江湖摄影艺术家艺术馆等机构和国内外多家私人收藏。.

（五）陕州锣鼓书非遗传人秦仙绸

秦仙绸演出照

“锣鼓一响，万人空巷；丝弦一拉，不想爹妈”。这句朴素的土的掉渣百姓话语，生动地反映了锣鼓书在陕州人民心中的位置和陕州锣鼓书的艺术魅力。

这门从豫西地区黄河岸边孕育而生的古老曲艺，历经千年，从击鼓敬神的仪式到民间巷陌的自娱自乐、被称为黄河岸边“中国爵士乐”的锣鼓书，最终登上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殿堂。

集“打、拉、弹、唱”于一体，主唱者需一人操持七八种乐器，分饰多个角色的稀有剧种陕州锣鼓书，早在北宋时期就在陕西、河南、山西交界的黄河金三角地区开始流传。农耕时代，村民文化生活贫乏。盲人们为了生存，成立了盲人曲艺队自编自演节目，他们走村串巷以演唱为生养家糊口。

新中国成立后，陕州锣鼓书传人有王小丑、秦仙绸、李文艺、王东粉……而传承、挖掘、推广、影响力最大的则是秦仙绸。

秦仙绸，1962年生，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村秦家庄村人，戏曲世家。她13岁学艺，从艺49年。

13岁那年，秦仙绸顶着重重压力考取了陕县盲人曲艺队。虽然后来也在纺织厂、电业局、文化馆等多处工作过，但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锣槌和二胡。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扎实艺术功底的她将零散的曲艺资料整理成规范曲谱，打破了陕州锣鼓书传统的口传心授的局限，使陕州锣鼓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2016年，她自筹资金创办了“陕州锣鼓书秦仙绸传习中心”，系统带徒并培养学生。她先后创作了《一起奔小康》《陕州十碗席》《退低保》《老两口吵架》《网络文明靠大家》《南洼人家》《单大妈接娃》等作品20余部，搜集整理传统段子5部。截至2026年前半年，她累计演出5000余场次。2017年，她助力三门峡市在央视“魅力中国城”竞演中胜出。2018年获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军人物。2020年参加央视三农春晚。2021年，陕州锣鼓书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024年，与“二手玫瑰”合作登上河南春晚。2026年1月，参与“非遗全球春晚及守艺人博览会”。2026年1月26日到30日，随河南省文旅厅赴大湾区参与2026跟着功夫游中原宣传活动。2026年6月13日晚，其演出团队的代表作《在陕之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河南篇在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秦仙绸，这位从大营村走出来的优秀民间艺人，共受邀录制央视节目18次，接受各级媒体采访170余次，先后荣获第六届曲艺牡丹奖，第三届河南省鼓曲唱曲展演一等奖，河南省第二届“赊店杯”曲艺展演一等奖等8个省级以上奖项……

本文作者和秦仙绸女士（中）合影

7月8日的采访，我们再一次认识了秦仙绸。她的从艺路十分艰难。这位自信、倔强、有个性、能提得起放得下，一生摸爬滚打、扎根在基层的民间艺术家，通过锣鼓书的形式，让外界认识了陕州区，也让外界了解了三门峡。

（六）把大营麻花炸成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刘和平

非遗传承人刘和平 董振民摄

出生于1962年的大营人刘和平，把大营村传统的油炸面食麻花做成了大品牌。小麻花“拧”出大市场，一个家庭作坊的传统面食，“炸”出了全村人的致富路。

有人考证，大营麻花起源于明朝年间。村民为诅咒蝎蛇毒虫危害，将和好的面条拉扭成蝎尾状，油炸后吃掉，称之为“咬蛇尾”。清朝时，这种食品仅仅为节庆食品，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今天的麻花。因此，大营麻花又有吉祥如意、康泰平安的寓意。相传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从西安返京路过陕州时，曾品尝过大营麻花。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营麻花仅仅在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时才被人们作为待客或馈赠佳品使用。

村民说，1958年周总理视察大营时说过：大营麻花，没有牙的人都能吃。

大营麻花分甜咸两种口味，纯手工制作，老酵面发酵，反方向搓揉，小火浸炸，具有香、酥、脆的特点，掉在地上能碎成几瓣，放凉了依然不干硬。其表面黄焦酥脆，内部麦香浓郁，咸味适中，甜香可口，越嚼越有味道。2001年，从粮食部门下海返乡创办家庭麻花作坊的刘和平先生，开办了首家规模经营的大营麻花店，完成了“大营牌麻花”、“大营老刘氏牌”商品注册工作。同年9月27日，他和全村10名麻花高手于大营文体苑广场，在《中国青年报》《郑州晚报》《大河报》《三门峡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和千余名村民现场关注下，成功炸出了一根长2.66米、直径0.6米、重88kg的特大麻花。2001年9月27日，沈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申报中心一一朗瑞贝克记录研究服务站颁发了认定书。2002年7月，中央电视台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向全国播放。之后，刘和平又注册了大营麻花网站，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在吉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云南、贵州等地开办了连锁加盟店，使大营麻花成为全国的地域性标志产品。

2004年1月15日，中央电视台又制作了“麻花大王刘和平”的专题片。2016年刘和平的大营麻花被评为“河南老字号”。2021年，大营麻花的制作技艺入选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他本人也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

随着央视三套以及20余家新闻媒体的连续采访报道，大营麻花迎来了发展高潮。河南著名小吃、中华名优小吃、全国农产品加工金奖、天下第一（吉尼斯）麻花等名誉纷至沓来。

截至2025年，大营村从事麻花小作坊生产的农户270家，年销售麻花近80万箱，产值3400余万元。因麻花产业（粮面、食用油、加工、包装、运输、物流等）的从业人员1000余人，全国各地的大营麻花铺、店、作坊不计其数。

纯朴、厚道的大营汉子刘和平告诉我们：近年来随看经济形势的低谷和面粉、食用油的涨价，严重挤压着麻花生产的利润空间，但再困难我们“坚持传统工艺，手工制作”的理念不会改，大营麻花的品牌不能丢，食品安全的良心不能变……正是这种坚守，也让刘和平赢得了众多的荣誉，他的事迹先后十余次被中央电视台报道过，大营麻花依旧是三门峡特色食品靓丽的风景线……

四、大营村的发展之路

村级组织强大，有好的带头人，村集体经济发达，村民医疗、教育、卫生、服务、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村民物质精神生活同等丰富。

大多数村民和村干部认为，大营村的大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1996年左右，鼎盛时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普遍怀念陈启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创业者。

大营村的发展变化有几个特点：

一、能结合本村实际，走自己的路，靠自身发展完成了原始积累。大营村坐落于豫西黄土塬的褶皱之中，其地理格局呈现出典型的“山河拱卫”之势。村落南依巍巍崤山，北临滚滚黄河，金水河与淄阳河穿村而过，滋润了这片肥沃的土地。

作为陕州西部的咽喉要道，大营村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大营”二字，本身就刻写着军事的基因。

大营村的村落形态是在不断的防御与自卫中构建的。明代实行卫所制，大营屯军戍边。明末清初，为求自保，村民结寨自卫，修筑了李家寨及东、西、南、北寨等五座寨堡。清代沿袭明制，大营仍屯骑兵。清末同治年间，为抵御捻军，大营修成坚固寨墙并购置火炮自卫。这种“亦兵亦农”的社会结构，为大营村注入了尚武与团结的基因。

进入20世纪，大营村成为了豫西动荡历史的见证者。民国时期军阀混战，1922年“老洋人”过境烧杀，村民于1925年成立红枪会英勇抗击。抗日战争爆发后，1944年大营沦陷，成为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最西前哨。但大营儿女不甘屈辱，陈发祺、刘永庆等青年组建抗日游击队，炸毁日军汽车、活捉日军指挥官，沉重打击了日寇在陕县的气焰。

解放战争时期，大营更是陕县革命斗争的核心阵地。早在1937年，进步青年蔡迈轮便回乡成立抗日救国分会；1938年9月，大营村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领导抗日救国的坚强堡垒。1947年大营解放后，在蔡迈轮等人的领导下，村干队配合主力部队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大营村后，大营迎来了发展的荣耀时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设立，大营村多次受益于政策红利，完成了从传统农业村向工农商贸并举的现代化新村的历史性跨越。

大营村的生存基底，深植于豫西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构造之中。从宏观地貌来看，村落南依巍峨崤山，北临滚滚黄河，整体地势南高北低，呈坡状阶地分布，属于黄河二级阶地的一部分。村域内金水河与淄阳河穿流，虽经人工导引改道，但其冲积形成的“头道沟”、“二道沟”等地貌单元，依然记录着水文变迁的痕迹。全村南北落差约30米，这种阶梯状的地形既为自流灌溉提供了可能，也带来了水土保持的挑战。

地质构造上，大营村全域覆盖着深厚的中晚更新世冲积黄土，这层厚厚的黄土不仅是村庄的物理载体，更是大营村唯一的“矿产资源”。黄土中富含伊利石、高岭石等粘土矿物，具备极佳的可塑性与烧结性，为历史上村民烧制砖瓦、营造家园提供了天然原料。

20世纪60至70年代，村集体组织大规模人力，对东山、西山及三道沟等地进行平整造田，历时三年将原本破碎的坡地改造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同时，通过深井开发，利用地下40米至120米的丰富含水层，成功破解了灌溉难题。

独特的黄土土质与经过改良的水利条件，使得大营村适宜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及棉花、芝麻、烟草等经济作物。特别是五里河流域下游，因上游山洪带来的肥沃淤泥，形成了“污泥河扎囤”的富庶地带，成为大营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以粮食、棉花为主，以农业为根本，靠加工业、服务业，砖瓦厂起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全国有名，多种经营、工商业干出了大营特色。一二三产融合，工业支援农业生产，产业链拉长，剩余劳动力在村里就地就业，经济内循环形成。

面对大营村十年九旱的困境，陈启生带领村民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水利攻坚战。从1967年打成第一眼机井开始，到1982年，全大队机电井发展到103眼，修建了胜利渠、“八一”渡槽，硬化渠道两万多米。他们平整土地8000余亩，发展水浇地9400亩，彻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历史，实现了旱涝保收。

1982年，大营大队粮食总产达612万斤，农业总产值达296万元，人均年收入267元。

1958年，大营村棉花亩产创下历史纪录，荣获国务院“棉花丰产奖”，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农业的腾飞离不开水利，1958年，在“大搞水利”的号召下，大营村投入大量劳力修建了胜利水库等多座水利工程。尽管初期因自然条件限制，部分水库遭遇淤积废弃的困境，但大营人并未气馁。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营村掀起了新一轮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修建了胜利渠、“八一”渡槽，硬化渠道两万余米，彻底实现了旱涝保收。

这一时期，大营村还构建了完整的乡村工业体系以反哺农业。

在工业领域，大营村依托集体积累，先后办起了纺纱厂、制药厂、冷冻加工厂、第二砖厂等44个联办企业及324个个体企业。从带锯厂的产品远销国外，到农贸联合冷冻加工厂的投产，大营村的乡镇企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三、以人为本，围绕民生发展，为群众谋利益。农民投入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走集体化道路，集体经济全面发展，村里有了积累，一是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帮助周边村镇，三是发展公益事业，四是服务村民。

四、有一个一心为公、思维超前的带头人。村级组织凝聚力、号召力强，干部深入群众，一心为群众，村民热爱干部，干群鱼水关系。全村上下一盘棋，拧成一股绳。

五、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大营村规划高屋建瓴，奋斗目标清楚，班子接力赛，一张蓝图绘到底。村里出了名，干部有干劲，群众有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形成了农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幸福感满满。党风清廉使村风纯正，良好的社会风气带动了积极向上的民风。淳朴的家风民风涵养孕育着高尚的正能量，村民光荣而自信。很多人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周边群众十分羡慕大营村。外面的女孩，以能嫁到大营村为自豪，很多邻村青年自愿到大营村做上门女婿，人口红利和充足的劳动力推动了大营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良性发展。

六、工业、加工业撑起了大营的经济。建国前，大营村民中就有手工的砖瓦厂。50年代初期，村干部看到民办的砖厂能挣钱，就建立了村里的砖瓦厂。后来又建成了水泥厂、石灰厂，供村民建房。工业有了积累，出钱打了103眼机井，为粮棉业服务。为解决好抽水用的电力问题，村里办了发电站。为解决地下水不足问题，村里自建水库、自修水渠，完成了灌溉系统。为解决农产品储存运输问题，村里建成了大仓库、面麻油加工厂、冷库，购置了大型农业机械，成立了运输队。为方便群众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村里办起了幼儿园、中小学、卫生院、饭店、蒸馍店、麻花摊点。为活跃村民的文化生活，村里成立了剧社、乐队、社火队、篮球队，建成了文化室、图书馆、体育场、活动室、影剧院、俱乐部、书画非遗展览馆。为了让村民牢记初心，建成了周总理视察纪念馆和民俗文化墙，编纂了两部大营村志。

大营村的工业起步很早，工农业有机融合。1920年，村民陈天启试种“斯字棉”3亩，亩产皮棉75kg。1932年“华德利”轧化厂建立，购进德国机械设备加工棉花、油料。1935年，全村种植从美国引机的新棉种。1955年村里就购回4台国家统一分配的捷克一一25型拖拉机成立了机耕队。1958年4月村里成立了22人组成的红专青年生产队开展科学种田与高产实验，1969年大营机制砖厂建立，1975年对原有的机械、车辆等修理组合并为大营大修厂、1976年改为大营修配厂，1977年村里建立了“六二六”制药厂，1978年兴办纺纱厂、建成大仓库，1985年第二制砖厂投产，1984年大营农贸联合冷冻加工厂投产，1987年胜利饭店开业， 1976年10月村里有了自来水，1975年大队开始制定新农村规划、集体建设村民新住房住宅楼，1976年10月村里粮油加工厂安装了大型面粉加工机组气运磨，1979年4月村里喷灌站成立，1980年4月，大营科研站培育的棉花抗病品种“7317”获河南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2017年3月28日，村里从新乡、获嘉购回“丹玉”13号玉米种子15万公斤解决村民种植难问题，1987年村里拿出8.99万元扶持村民栽植苹果树。

七、低成本推动大发展。全村56个村民组，鼎盛时一万余口人，几十个村办企业，相当于一个普通的乡镇规模，但村里仅靠村党委十几个人、几十个村民组长就能健康地运行起来。

大营村对市、县、乡镇、国有、民营企业的贡献很大。建国初期全村1.8万亩左右耕地，而今不足3000亩。早期征地，一亩地村里仅能获得60元，后来到几百元，最后也不足10万元。

大营村重视教育，出了不少人才，大营村民勤奋，重视农业，村民富裕。黄河水、黄土地上养育出大营人正直、淳朴、勤劳、不屈的性格。周总理去世，村民顶着巨大压力自发召开了纪念大会，周边邻村三万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后来村民又自发建起了周总理纪视察纪念馆。

八、大营村的荣耀众多，社会影响力大。大营村支书陈启生1957年2月出席全国首届爱国丰产劳模会。1958年2月出席全国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应邀到周恩来总理家中做客。1959年10月1日应国务院邀请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大典。1981年12月，他代表大营出席全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

1988年，村民陈福泰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应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到中南海做客，陈慕华同他交谈并合影留念。

王清芬，1998年2月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中日田径对抗赛中获得女子800米金牌，在第十三届亚运会上摘取1500米银牌。

大营村集体及村民个人获得的荣誉让人数不胜数：

大营村的幼儿园到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

大营麻花进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到过大营村的各级领导人、专家学者、国际友人不计其数：

周总理、彭德怀副总理、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到大营视察农民合作社，到田间地头察看棉花生产。

1959年10月，日本社会党高崎达之助一行20余人访问大营，参观棉花试验田。

1977年4月14日，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来大营访问，1979年8月，他再次到大营访问；

1979年10月，日本学生代表团一行9人到大营访问；

1981年6月著名作家叶楠、电影导演吴贻弓到大营采访，同年8月日本农业交通水利防华团一行11人到大营访问，同年9月8日联邦德国教师访华团一行31人到大营访问；

1982年10月1日，联邦德国奔驰汽车公司技术员干努到大营参观访问；

1983年9月22日德国东方之友访华团一行26人到大营参观访问；

1984年4月9日国家广电部部长级顾问周辛武一行11人到大营村参观有线广播“三化”；

1987年2月16日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到大营参观群众文化体育设施；

1987年4月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视察大营村冷冻厂；

1988年8月16日法中友好协会全国执行局委员兼艺术委员会主任让.皮埃尔.吉莱姆夫妇到大营参观民间社火和群众文化活动；1990年6月5日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大卫.库欣参观大营村办企业和大棚蔬菜，同年8月书法家陈天然为大营幼儿园题写园名，同年10月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到大营村冷冻厂视察；

1991年4月23日《陕县大营村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题写书名，河南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邵文杰作序；

1992年6月15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周总理扮演者柴云清到大营村体验生活；

1993年4月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到大营村视察文化设施；

1995年10月法国“拉维莱特”文化艺术部负责人达尼埃尔.博道斯一行4人到大营村儿童文化园参观考察；

2003年4月1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一行20人对大营村农民体育设施及全民健身活动进行考察并题词。

……

五、文化兴村

文化是乡村的根和魂，文化活动是组织和联系农民群众的纽带，农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大营村的采访和交谈中，人们谈及最多的话题是文化。最让大营人自豪的是文化活动，文化成了村民的最大自信。

大营村在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深厚的传统文化根脉代代在延续、传承和发展着。

（一）大营文化历史悠久

起源于明代初期的大营社火是大营村独有的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它源于当地居民与驻军的节庆、祭祀、娱神、祈年、祈福互动娱乐活动。村民称社火为“社互”，寓意为互动、互相分担。大营社火分白昼、黑夜两种。白昼表演的是四社（北社百马，西社高跷，南社平垛，东社坠子）分但节目，称社合。夜间表演称社火，即打铁花、铁筒花，纸筒花。

大营办学的历史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营置办学校；1913年，大营兴办了大营高等小学堂；1916年成立8所民办小学；1924年，大营高等小学堂改名为大营镇新民小学校。

中华民国时期，冯玉祥将军驻军陕州，推行三民主义，在大营兴办新学，成立大营女子小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营村在北平大学读书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蔡迈轮，回到家乡创办夜校和读书室。1945年成立大营中心完小，并于秦家庄设国民小学。1950年11月，大营村成立扫除文盲委员会，开办冬学。1957年，大营小学附设初中班，1958年改成民办中学，实行小学到初中九年制。1950年10月，村里成立了以蒲剧为主、眉户为辅的群众业余剧团，演员60余人。1956年6月，村里建了图书阅览室。

（二）文化设施完备

周总理视察纪念馆 董振民摄

访谈中，陕州区资深政协委员、80岁的孟忠玉先生，74岁的阮建华老人，担任了30余年村干部的70岁的陈虎高，63岁的乡干部蔡高举、现任村干部蔡保辉等人不止一次说：老支书陈启生的眼界和高度令人叹服。他用文化这条线抓住了民心，用文化活动把村民组织起来。之后的历任村干部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这条线。

本文作者与接受采访的大营村老干部、现任干部合影

1959年1月1日，村业余剧团编演的《周总理到过的地方》参加河南省民间歌舞调演，获创作和演出二等奖。同年4月，大队投资6万元更新学校舍，建房94间。同年10月，大队成立美术组，村民张柏叶姑侄的8幅剪纸作品参加省展，《春耕生产图》被《河南日报》选登。1963年5月，大队编印《红色简报》。

1965年11月，大营村业余创作组组长刘安璋出席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接见，并合影留念。

1973年，陈启生出席全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1977年村里建成“周总理视察纪念馆”，1978年建立图书馆、小舞台。1979年大队戏校成立，1982年村露天影院竣工。1981年12月，陈启生出席全国农村文化双先会，文化部授予大营俱乐部“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而今村里还有体育场（农民体育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大营影剧院、大营文化艺术团、金农书画艺术协会、大营土寨墙文化苑……

大营文化中心 董振民摄

（三）文化活动成绩斐然

1987年，《陕县大营村志》出版，在当时，这是全省仅有的几个村志之一。2017年《大营村志》出版。

1990年10月12日，大营文化中心被授予“全国先进文化站”。

1991年9月30日，大营文化中心被文化部授予“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1994年10月3日，大营儿童文化园被定为全国七个国家级农村儿童文化园之一。2020年1月22日，大营村儿童文化园少儿舞蹈《迎来春色满人间》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大风车.地方版.同一片蓝天》栏目播放。之后，少儿演员编排的节目，晋京到中南海汇报演出，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姜春云等出席观看，与小演员合影留念。

2001年，村民刘和平和大营麻花工艺传人刘福禄老人等8名农民制作的88kg重特大麻花，成功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2002年7月9日，刘和平走进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以《炸出来的味道》为题，专题讲述他的事迹和大营麻花的神奇故事。 2002年2月17日，大营村委会荣获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的“全国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村里70余年的民办文化刊物《跃进捷报》《红色简报》《金水河畔》《村风民情》等就是大营村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文化起家，文化兴村，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成了大营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大营村成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集体，全国十佳奋进村，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一个阶梯。

大营村商业一条街 董振民摄

六、大营村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是能紧紧地围绕时代主题。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30年，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引进新品种，使用新技术，机械化操作，使粮食棉花产量大幅度增加。在改革开放前后，结合自身实际，大力发展工业、商业、服务业，实现多种经营，以工补农。

二是从本村出发，选好带头人，干部队伍相对稳定。村支书带领一班人一心为公，有超前意识，几十年如一日，求发展，不折腾。

三是发展集体经济。村集体收入强大，党组织有凝聚力，有号召力，村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集体公益事业大发展。

四是以人为本，民生为主，关心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村民在发展中享受到红利，得到了实惠。

五是重视农业，地种得好，村民吃饱穿暖，在计划经济时代就相对富裕；重视教育，村里人才辈出。

七、几点反思

近30年来，我们调研走访过上千个村庄，挖掘书写出近百个村落，但从来没有像这两个月来采访大营村这样艰难。大营村干部的繁忙，大营村的厚重，大营村的复杂，对大营村评价的分寸把握，我们慎重而又慎重……

大营村1957年就是国务院表彰的爱国丰产模范，1958年团中央就授予“永远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突击队”称号，文化部1982年授予大营村“农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1990年授予“全国先进文化站”、1995年授予“国家级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试点”，文化部、人事部1991年授予其“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国家体育总局1998年授予“全国成年人体质测检工作先进单位”、2002年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

大营村及村民的先进事迹80余次被《河南日报》采访报道，《新华社新闻》《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中国体育报》《中国文物报》《农民日报》《大河报》以及《妇女生活》《河南画报》《经济参考》《金融理论与实践》《纪检监察信息》……数百个报刊、杂志、媒体先后报道过。

但大营村光环的背后仍隐藏着一些让村民和集体难以言喻的苦涩……

一、过多的抽血。大营村几十年来奉献出了1.5万亩土地，付出和收入比例严重失调。

二、个别干部出了问题。经济发展了，村里名气大了，一些干部产生骄傲自大情绪。改革开放后，外来的东西使一些干部忘记了初心，没经受住诱惑，在市场经济中迷失了方向。权力是要制约和监督的。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2013年1月22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的。

当下，很多人还把权力当成私有财产。在这些人眼里，公理、正义一文不值。在他们手中，权力很嚣张、很豪横、很任性。他们常常很荒唐地借用“正义”的外衣使用公权来打击、迫害掌握真理和说真话的人，尤其是在对付属下、村民、记者们的事上更突出、更典型！

三、上级部门对一些干部管理不严。很多基层干部出现问题，是上级部门惯出来、养出来的、放任出来的。乡村发展关键是干部，是选好一个带头人。部分村干部素质不高，不注重学习，对政策法规一知半解，在执行中走偏走歪。一些干部的政绩观出了问题，看重个人得失，缺长远打算，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仅限于应付，只求完成上级交办的临时性任务。深入群众少了，带头少了。一些干部在新形势下在环境中不会干工作了。

四、一些职能部门形式主义严重，干部应酬太多，不切实际的考核和问责让干部们忙于留痕和自保,没精力和时间办正事。

五、对外宣传不够，内部资源未充分挖掘，没有完整系统规划，没把村内的力量充分利用起来，没有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在十字路口村民迷茫，看不清未来方向，没有形成合力。一定要把村民组织起来，要让村民享受到优越的待遇。

六、很多干部反映，地方上出台的一些土政策不结合农村实际，很多条款不是去解决农村问题的。私有化未必就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公有制不是低效率，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体化不是大锅饭。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劳多得，资源共享，共同富裕才是乡村发展的方向。我们不反对拆旧建新，但反对拆掉古的真的，去建假的。很多村落里留传下来的东西，都是千百年积淀的历史遗存。这些旧物件中蕴含着文化、艺术、习俗、伦理、人物、方言、技艺、节令、民情，它是很值得保存和研究的。

乡村建设不要去砸钱造假景，要守住原生态的烟火味；不要迁走老居民、推倒老院落，去建造仿古、打卡地，要留下老院肌理、修旧如旧，让人们能沉浸式享受；不要让游客仅仅去拍照、留念、看景，要让客人动手、参与、体验、去用；重金建设高大上的建筑风格，不如让人有姥姥家和儿时的自然感、亲切感、松弛感；把堆砌的人为风景变为保持原来的场景，把乡亲们从配角变成主角；把高价的风景树还原成当地廉价的杏、梨、李、桃、枣、核桃、樱桃等传统花木；把假宫廷宴还原成地地道道的真味道；把租借来的表演秀落地成当地传统文化的灵魂展示……

七、农村浪费严重，很多钱白投了，才造成老百姓吃着肉骂着娘。

八、集体化、机械化、现代化、共同富裕才是适应大营村发展的路子。很多土地流转出去了，外来的种地人不珍惜，过度化肥农药，严重破坏了土地肥力。

九、群众监督作用弱化了。很多干部忘记了“老百姓的眼睛是亮的，他们心里有一杆秤。干部好坏，干不干事，干好事，干坏事，老百姓心里清清楚楚”的话语。

十、没把握好副食品精品加工和红色文化传播的切入点，没有打造出以参观"总理视察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和大营麻花婚礼糕点等副食品一条龙服务产业链的特色，大营村在本区域和周边区域的影响力还不够。

十一、区划调整给大营村带来了机遇，区划的不彻底，“都管都不管”的模式，也让大营村走了弯路，从某种程度上讲，影响了大营村发展的进程。

八、几点建议

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与乡村生态的优质化才是乡村发展的潜在动力。采访中一些成功的人士反复说：身体的疲惫很难让人性麻木，而心灵的枯萎才会毁掉一个人。

在采访的成功人群中，有人在乡村的坚守和奋斗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出路。有人厌倦了城市繁华，过够了在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钢筋水泥中的紧张生活，忍耐不了在冷酷、浮躁、紧张、熬夜的城市里奔波，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脚步的加快，他们再一次看到了清风明月的乡村保留下来的泥土味、人情味、烟火味、古朴味、松弛感、慢生活，渴望在鸟语花香、充满生机、自然、纯粹的田园里去充电、去解除劳顿去安放身心，便毅然决然地返回到乡村。

这些人不是少数，他们选择的路经也给大营村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建设思路。

大营村所处的位置和周边环境，融入城市是迟早的事，这种趋势决定看大营村未来的规划和发展思路：

一、把新村规划好，建好一流的、适合大营村民生活生产习惯的高质量的宜居小区。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受到优质教育；让老人们在家乡就能体面地安度晚年；让年轻人在原籍就能找到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让背井离乡的打工人在城里干不动时能够回到故土；让漂泊在外的人在晚年能落叶归根；让城里人情愿到乡村旅游、度假、康养……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人心稳，是乡村振兴的理想目的。

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一二三产融合，是乡村理想的健康业态。

吃得饱，吃得好，有事干，有钱赚，宜居宜业，在乡村能过上城市般的生活，这是农民们的理想生活。

土地不能少，粮食要种好，农业机械的利用率要高，三农的服务体系要跟得上，村民的事有人管，这是乡村发展的理想要求。

保住空气质量，提升土地质量，提高粮食及其农副产品质量，让农村的环境好起来，这是乡村最理想的底线。

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整合村内资源，建好工业园区，保护好自身的优质品牌，做大做强做精现有企业，让村集体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让村民就近就业。

三、围绕服务城市和居民这个主题，把剩余的土地流转起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农业的现代化绝不能以牺牲人们的健康为代价，种地先养地，生产与生态相结合，增产与增收相结合，在3000亩土地上开辟出新天地。

四、大力发展康养产业和服务业。

五、把现有的集贸市场做大做活，发挥好在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影响力。

六、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建好村民的精神家园，用好自己的名片。激活内生动力。一定要知道乡村需要什么，乡民们想要什么。干的事是乡村需要的吗？与乡民们的想法同频吗？干的事，基层干部支持吗？村民们认可吗？他们有没有热情地积极地参与进去？外部输完血后，他们自身能造血吗？做的那些事，建的项目，在你们撒离后还能持续下来吗？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乡村的内生动力就有了！

七、传承红色基因，建好红色教育基地。让周总理视察纪念馆成为村民的精神园地。

八、利用好村里在外几千名工作人员的优势，借船出海，借力发力。

九、好的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只是良好的外部环境，辉煌不是等出来的，不是要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要有一个好的领头雁，要创新，要与时俱进，要利用好平台。任何时候，头脑都要保持清醒。

后记

在大营村的调研有很多感慨。

大营村起步很早，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时代和大集体年代，尤其在棉花种植方面，走在全国先进行列。在70年代，他们的村办企业小有名气，但后来没有像大寨、刘庄、华西、南街等村子那样成为全国农村的榜样。大营村民十分怀念陈启生时代，很多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靠政策引导，靠集体和领头人带路，靠一双手养家，靠勤劳和科学度日，一生不投机取巧、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做人种地，不求大富大贵，只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是这种淳朴品质，才使大营村走出了自己的天地。至今，他们依旧怀念那个年代的公平，怀念陈启生等干部们的一心为公。

在三门峡地区，大营村的集体经济始终名列前茅，他们没有矿山，没有地下宝藏，但他们始终依托城市，围绕民生搞多种经营。村里很少获得政府资金支助，而是依靠内生力量，自力更生，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在大营村，看不到城市的激烈竞争，看不到乡村的空壳凋敝。这里没有城乡界限，没有镇和村区别，而是城乡一体，村镇统一融合。农民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在小院中活动，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烟火味。村民们一方面能在乡土上耕耘，享受慢生活，守着安定的心和根；一方面能行走在城隅，追求繁华和希望。取与舍，进与退，创业与安乐，村民自己可以自由地选择，唯一遗憾的是，村里没有明显的自己的发展特色……

要把农民的事情办好。人，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和灵魂，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这个主体不能丢。

要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好。不要让每年的1号文件在基层变形走样，要把土地活起来，使其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让高科技、机械化、现代化成为新型农民致富的一个法宝，要把乡村建成人们向往的地方，让农民成为有尊严、有奔头的职业。

城市化的目的不是消灭乡村，而是振兴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城乡共生。乡村在守住粮食安全、生态屏障、文化根脉、生存底线、社会稳定底线的同时，还是国家文明存续和健康发展的根基。乡村旅游、田园生活、生态康养、乡土文创、慢生活，不仅修补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短板，还是现代人新生活的一个理性选择，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蓬勃向上的新业态。

大营村是辉煌的，百年来取得的成绩是骄人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大营村还能走得更远，步履更坚实些……

改革开放给大营村带来了机遇，国家的好政策使它迅速走上快速发展轨道，但急剧的城市化也给村里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城郊村的农业怎么发展？村里余下的3000亩尴尬耕地将走向何处？显然，一家一户人均二分的碎片化土地已不适应大营村的村情，在这里种地已无法实现富裕，农民在土地上的传统经营已成为难题，放弃这祖祖辈辈守护过的3000亩地，村民们不忍心。是流转？是集体公司化运作？还是农场化？转型成了新一任班子面临的决策。

二、集体经济怎么发展？多年来，过度的改制使村里的企业个体化，产权经营权私人所有。村里的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房租和地租。如果不能在新的财经领域开辟新出路，村里未来的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基础设施维护、民生开支、科研发展资金都会受到影响。

三、产生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城市扩张，快速发展，地方上出台的土地政策导致失地农民增多，人地矛盾大量产生，新问题不断涌现，三角债增加，村里近200名大龄未婚青年存在，经济一旦滑坡，维稳问题会渐渐浮出水面。

四、受损的形象如何修补？几任干部的负面影响，使大营村的名誉受损。不少村干部也深受影响，干事缩手缩脚，闯劲不足。如何尽早走出低谷，抓住新一轮乡村振兴机遇，重振旗鼓，是摆在新一届村党委面前的重大课题。

大营村走过弯路，与全国先进村镇相比，发展步子慢了些，但在三门峡地区，大营村依旧是最有潜力和优势的村庄之一。大营村的基础、底子、品牌，大营村老一代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和荣光，大营人顽强的不服输的性格，大营村新任干部的决心，大营蕴藏的蓬勃向上、魅力四射的内在能量，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大营人一定会谱写出更加耀人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陕县大营村志编纂委员会，2007.5：《陕县大营村志》，中国图书出版社。

2.陕县水利局史志编纂委员会，2000：《陕县水利志》，国际文化出版社。

3.中共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直隶陕州志编纂委员会，2020.8.《明·陕州志、清·直隶陕州志 集成》，中州古迹出版社。

4.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室，2010.12.《崤函古县志辑汇》，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社。

5.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研究室，2013.6.《中国共产党三门峡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6.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室，2007.1.《1919—2005中共三门峡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7.董慧敏编著，2002.3.《三门峡之光》，中国图书出版社。

8. 中共三门峡市委党史地方史志办公室编，1996.11.《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三门峡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

9.李书谦、田双印主编，2021.10：《三门峡古代文明展—崤函古韵》，大象出版社。

10.中共三门峡市委组织部，2013.12.《中国共产党河南省三门峡市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1.三门峡市统计委员会编，1989.《三门峡巨变（一九四九—一九八九）。

12.杨军茂，1988.：《陕县戏曲志》。